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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云酒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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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之力,汾酒如何布局“看得见的未来”?



       近段时间,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接连两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白酒文化建设的看法。

3月18日,在“大同世界,清香天下”2019国际清香(成都)论坛上,借着《流浪地球》的火热,以及“中华老字号故宫过大年”活动大获成功等文化现象,李秋喜提出“文化层面的突破和创新,是清香型白酒当前的有利机遇。”


3月27日,李秋喜发表署名文章——《关于百年来“文化汾酒”建设的回顾与思考》,直言“在品质过硬的基础上,文化应该成为白酒企业的核心力量。”

      李秋喜关注的“文化建设”无疑正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春节期间故宫文化的“世界热度”,到全国两会提出的“文化自信”其实都在表明,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精神动力,也正在成为一种产业提升的新引擎,比如以汾酒、茅台、洋河等为代表的中国白酒在世界重要场合中的频频亮相。

      此时的“酒文化”就是一种世界通用语,一种新的“国家力量”。


“文化中国”里的“文化汾酒”

       中国文化的本源在哪里?

       1989年高考有一道历史试题问:“中国”一词最早指的是我国的什么地方?答案是:晋南。“晋南”者,古之“河东”,即包括今天的运城、临汾两个地区这一大片土地。

       那么,为什么河东最早称作“中国”呢?

       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上古尧舜禹时代的都城皆在河东。河东在古代指山西西南部,位于秦晋大峡谷中黄河段乾坤湾,壶口瀑布及禹门口(古龙门)至鹳雀楼以东的地区,黄河由北向南流经山西省的西南境,因在黄河以东,故这块地方古称河东。

       山西作为中华文明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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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的演进中,推动者就是这里的“人”。而之所以文化不曾间断,也在于以文“化”人后,形成的文化脉络传承体系。于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在晋南、豫西一带;春秋时期,晋文公定都曲沃,成就一代霸业;隋末,太原是李唐王朝龙兴之地;明清时期晋商崛起,使得平遥,太谷成为中国当时的金融中心,也带着山西汾酒行走天下而开枝散叶。

       也正是从清朝开始,汾酒文化开始得到梳理和汇总,并逐渐成为“脉络体系”而开始向外传播推广。而这个“研究汾酒文化第一人”就是山西汾阳籍举人曹树谷。在他撰写的《汾酒曲》八首中,对汾酒文化史上北齐、唐、北宋、清朝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认真考证。

       也可以这样理解,从“汾酒文化”到“文化汾酒”的时间界限是在清朝末期,其形成的标志,就是有可考证的真实的“文化人”对汾酒的文化脉络和体系的梳理呈现。

       所以,在李秋喜看来,“文化汾酒”至少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积淀,而以6000年历史的杏花村遗址至今,则是“汾酒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没有这三点,称不上“文化酒”

       既然“汾酒文化”有6000多年的历史,而为何“文化汾酒”只有短短100多年的沿革?

       这其实不难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其实远远早于“文化中国”的历史,考古证据显示224万年至25万年前,中国就有直立人居住,在3000多年前也出现了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而“文化中国”的雏形呈现则是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段“春秋”时期。

      也就是说,要想成为一种大众认可的“文化载体”,需要在文化历史、技术传承、经济发展等多个纬度建立相通的“文化体系”。

      而对于酒来说,“有历史”仅仅是一个维度,有地缘文化、酿造技艺文化或者红色文化等等只是“有文化”,而要成为“文化酒”,则至少要具备三个层面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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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里要有酿酒的起源地,是酒文化的“发起者”。

       考古发现,在仰韶文化中晚期,以黍为主的农业社会已在中原发展成熟,也是在这个时期,谷物酒开始在人类社会中出现。而仰韶文化的形成区域就是整个黄河中游,其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中国酒的起源也是在这里。 

      1982年,由国家文物局、吉林大学考古系、山西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晋中考古队发现的“杏花村遗址”正是处于仰韶文化中期,杏花村的酿酒史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仰松指出小口尖底瓮和中国白酒之起源,论证了小口尖底瓮是先民用于酿酒的器具,指出早在6000年前,山西杏花村的先民就开始了谷物酿酒的历史,杏花村是人类最早的谷物酿酒的发源地。

       其次,要有技艺传承与推广,要成为酒文化的“传播者”。

       有了酒之后,还要有技艺的不断传承与历史延续,不能故步自封,否则就会成为历史中的“断代者”。

       作为白酒“起源”的汾酒,之所以能够书写中国白酒史,不仅仅在其历史久远,还在于汾酒的开枝散叶和通达天下,开放的汾酒选择了不断的“行走”,将技艺传遍神州各地,将文化遍及大江南北,将品牌送达天涯海角。

       资料显示,在建国后一段时期内(《商标法》出台前),在我国不少产地的名酒,酒名仍带“汾”字,如“汉汾”“湘汾”“豫汾”,有的干脆直接以“汾酒”命名,如“红星汾酒”“玉泉汾酒”“湘潭汾酒”“南昌回笼汾酒”等等,可见汾酒在全国酒业中的影响之深远,为我国酿酒业做出的贡献之巨大。

       最后,要在传承发展中不断总结经验而去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是酒文化的“引领者”。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始终没有间断,也只有我们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从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综艺体、整块体、浮云体、变体等等就是一个不断去适应的过程。

       技艺和品质都是白酒文化的一部分。从可追溯到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到之后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到现在的几千年里,杏花村一带的酿酒传统,一直都没有间断,一代又一代汾酒人以传承匠心、匠艺,守住了“汾清”的魅力。


文化引领者

       汾酒人用了近10年的时间,回答了两个问题——“什么是汾酒”和“什么是文化汾酒”。前者是基于汾酒6000年的历史大背景,后者则是建立了100多年来汾酒形成的以文化为核心竞争力的经营哲学。

       “文化汾酒”,用“中国酒魂定位”和“中国酒魂信仰”,把汾酒文化、品牌文化、文化营销、文化信仰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高密度的文化模式,更成为了行业的一个文化标志。

       “文化汾酒”的模式意义在于做到了文化背后的知行合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主张的“知行合一”。他在《传习录》中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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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知”是对价值观的探究和定位,那么“行”就是方法论的具体实践,对“文化汾酒”来说,“知”就是第一、二层面的“汾酒文化和品牌文化”,而“行”就是三、四层面的“文化营销和文化信仰”,是以文化为指导下的,汾酒的文化传播和品牌落地。具体到落地活动内容看,2018年“行走的汾酒”文化大巡展活动就是文化汾酒“知行合一”的完美呈现,也意味着其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

       “文化汾酒”的标志意义在于为行业树立了新的市场定位,就是“清香天下”。

       清香类型白酒眼下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坚守健康理念,把清香类型白酒的文化价值、健康价值、品质价值传承并发扬光大,将之转化为消费者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深植消费者心智当中。

“文化汾酒”在布局看得见的未来

       两年前,汾酒的国企改革作为试点样本,成为整个山西省也是整个酒行业的“改革范本”,那么,这次汾酒的“文化引领”或将成为一种新的“试点力量”。

       从“改革汾酒”到“文化汾酒”,凸显的是汾酒作为行业引领者的使命和担当,是汾酒特质的一脉相承。

       我们看到,一些优秀的中国企业正在发生蜕变,正在从全球经济和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中寻找自己的新定位。

       面临即将来临的5g时代,华为重新确立了公司的愿景和使命是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阿里创始人马云判断,面向未来,新型全球化和新制造是阿里巴巴必须为中小企业抓住的两大历史性机遇。

       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李秋喜再次以“文化”为突破口,提出了“文化汾酒”的行业新价值体系,目的也在于布局“看得见的未来”。

       “文化汾酒”的提出,之于行业,其意义在于以文化引领产业突围,让人们更乐于去了解、欣赏、感受酒文化;之于时代,其意义在于对外输出白酒的文化力。

       酒乃国之“重器”。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要在酒这方面有所表现,通过“酒”这种世界通用语言,来展示和传递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涵养、精神风貌以及世界观、价值观,而这也是中国白酒产业抱团出海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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